作者 | 高飛
編輯 | 晚晚
來源 | 賽博故事(cybergushi)
時間倒回到兩年前的CES 2018,余承東被CTA主辦方引薦上臺,進行關于華為Mate 10智能手機的演講。在他上臺之前的空隙,大屏幕正反復播放著一支宣傳片。
按照慣例,很多公司通常會在高管演講之前播放暖場視頻,這不奇怪。但是這支短片有點特別,片子里既沒有任何華為的產品信息,也不是常見的公司大事記。
事隔兩年,我依然對這段素材印象深刻。宣傳片講的是“這家公司,創始人只有1.4%的股份,這家公司沒有上市,卻有大量的投資用于研發,以及這家公司的員工,有強烈的主人翁意識,以客戶為中心等等”,寫滿了華為的價值觀。
短片篇幅雖不長,但是把華為文化內核說的很清楚。只不過,在一個具體產品的演講之前,為什么要說華為的價值觀?
視頻短片是特殊的,余承東當時的演講也很特殊。
在余承東演講的結尾,PPT最后一頁顯然是臨時加的,屏幕上有兩行字:
“We are closer than ever towards U.S. consumers.
We are committed to U.S. consumers as always.
(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美國消費者,我們將一如既往的服務美國消費者)”
這段話有一段背景,就在CES 2018召開前夕,華為和AT&T即將進行的合作銷售手機計劃“被取消”了。有美國國會議員聯名寫信給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(FCC),說美國大型電信運營商銷售華為的消費電子產品,有安全問題。
在CES講臺上的余承東很無奈,“華為在全球170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……獲得全球的認可和信任,(產品)符合安全和隱私方面的最高標準,(合作的取消)是華為的損失,是美國運營商的損失,但更是美國消費者的損失。”
當“制裁”成了連續劇
當時讓很多人意外的,現在則是人盡皆知。之后兩年間,與此類似的“無語”劇情不斷上演,「制裁」級別也不斷加碼。
從一開始不允許華為向美國銷售技術,到阻止美國企業向華為出售技術,到甚至阻止其他國家、地區公司向華為供貨,「制裁問題」成了一部“反派”人物不斷加戲的連續劇。
而對于華為的三項業務,運營商業務,企業級業務,消費者業務而言,其實手機所在的消費者業務離這些所謂的“指控”很遠。但是,手機又是離消費者最近的產品,供應商的改變,尤其是操作系統層面的變化,比如缺乏谷歌服務框架(導致用戶難以使用谷歌地圖、谷歌應用商店),會嚴重影響消費者,尤其是海外消費者的使用習慣。
所以手機所在的消費者業務,反而成了華為受到“制裁”影響最大的業務。
在CES 2018之后,華為又發布了諸多產品,從Mate 10到Mate 30,P系列也迭代到了P40,以及智慧屏等新產品。然而伴隨發布會的,始終是一系列「制裁」升級的新聞。而對于旁觀者而言,每一次制裁升級,都是游戲中的Hard模式,甚至Hell模式。
即便如此,但你從來不會在余承東的發言和采訪中聽到“制裁”帶來的麻煩,“體驗更好”反而成了他的高頻詞。
去年8月,華為開發者大會上,余承東說:“華為自己的鴻蒙系統基于微內核,具有全場景,分布式等特性,更安全,體驗會更好”。
去年9月的 IFA2019大會,華為發布麒麟990芯片。余承東說,目前華為正在安排開發商和第三方應用開發者把自己的APP從安卓遷移到鴻蒙系統,目前這個工作正在穩步進行,遷移完成,新平臺體驗會更好。
當時,華為還不確定是否能繼續用ARM架構。余承東于是針對硬件補充,華為還在支持ARM架構,主觀上也愿意繼續支持安卓生態,但如果不讓華為使用,CPU架構也可以用自己的,甚至有更好表現。
上周4月9號的P40發布會后,余承東接受媒體采訪,更好的“體驗”,在全文速記中出現了20次。從耳機,到音箱,到智慧屏,再到手機本身。
這些密集出現的“體驗”,可能聽起來會略顯夸張。余承東在民間其實也有個“大嘴”的綽號,緣于他立下的無數Flag。
但是這個綽號本身可能也很“大嘴”,因為余承東擅長兌現他立下的Flag。比如他剛執掌華為手機業務的時候,那還只是一個是做貼牌為主的邊緣產品線,他卻早早發出一條微博,喊出全球第一的口號。如果沒有“制裁”,“大嘴”的豪言可能早就成了現實。
即使現在制裁不斷,但是華為消費者業務,也只是降低了增速,但是沒有降低速度。余承東在P40發布會上透露,去年全球消費者業務增長了34%。第一季度環境很困難,業務整體還是在增長。
“所信”初心不改
一邊是技術制裁,一邊是更換系統平臺,一邊是業務增長。難度不亞于給一個正在路上跑的汽車換輪胎,這是怎么做到的?
究其答案,無論是余承東的自信本源,還是實際的業務表現,答案可以追溯到開篇短片的主旨——企業價值觀,也就是創始人任正非的管理哲學。
“接受苦難”
我相信任正非不畏懼制裁,甚至他在骨子里歡迎苦難,盡管他曾經在一次采訪中說“年輕人不再需要苦難才能成長”?;蛟S任正非觀察了很多大企業興衰的背后,是孟子所說的“生于憂患,死于安樂”。所以一本被華為官方認可出版的書,書名就叫做《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》。
于是任正非說,美國再怎么制裁,華為也不需要恨美國。因為華為原本的成功可能讓華為像羊一樣,變的很胖,跑的很慢,被吃掉。而現在“制裁”,是美國成了狼追著華為減肥,讓華為跑得更快,更有戰斗力。
去年5月,任正非接受時國內媒體采訪時,記者收到了這樣一份采訪資料:二戰中,一架飽受炮火洗禮的“伊爾”飛機艱難但安全返航的照片,配文是:沒有傷痕累累,哪來皮糙肉厚,英雄自古多磨難。
余承東也佐證了對這份價值觀,因為“如果沒有制裁,華為去年就可能成為智能終端領域的全球第一公司。但是,因為有了美國的制裁,華為從一個沒有生態的硬件公司,成為一個有生態的公司,焉知非福。”
確實,全世界有很多科技公司,但是在消費者操作系統生態的公司,僅有兩家而已。如果沒有“制裁”,相信無論如何華為也不會這么快走上自建生態這條路。
“以客戶為中心”,“拒絕短期機會主義”
但是,做成一個生態,是遠方的田野,如何實現一個生態,是現實的慘烈。塞班、Meego和Windows Phone生態的失敗并不遙遠。
但余承東并不擔心,他在P40發布會后的采訪中回顧往事:
“工作早年時期,本科生同學問我,你工作的華為,我怎么沒聽過,有什么特點?”,“我說,我們公司很小,但是老板很厲害,公司奉行的是奮斗者文化,客戶第一”。
“任總有次跟我聊天,他說把股東利益放在第一的公司,怎么可能干過我們把客戶利益放在第一的公司呢”,“我在華為工作27年沒走,就是看到這家公司有正確的價值觀和遠大的抱負”。
技術產業的競爭有這樣一個特點,永遠是新一代技術,取代老一代技術,而不是同類技術的互相取代。正如將用戶從谷歌搜索引擎中拉走的,不是另一個搜索引擎,而是Facebook的社交網絡。在中國,分流百度搜索的也不是另一個搜索引擎,而是朋友圈、頭條和抖音。
同理,如果華為的自創生態取得成功,鑒于華為是一家全球性公司的事實。那結果就絕不是僅成為既有平臺的簡單備份,而必須實現技術和體驗的超越。余承東顯然相信,華為所堅持的“以客戶體驗為中心”的長期主義,可以讓華為實現這種超越。
“我比別人都笨,但是我們可以比別人更加努力。我們不怕落后,我們有持續加速能力,最終實現超越”,余承東說。
在華為官方書籍《厚積薄發》中,作者田濤講過這樣一個小故事:
“小靈通,是一種日本早就淘汰了的技術,卻曾經在中國市場風生水起,華為在當時只要投入幾十號人,兩千萬人民幣,就可以為公司帶來百億人民幣的年銷售收入,任正非卻堅決放棄了這一難得的機遇,堅持將賭注押在面向未來的無線新技術WCDMA上”。
“作為最高決策者的任正非當時面臨的內外壓力是極其巨大的。2002年的某一日,任正非與我喝茶,多次重復這樣一句話,我們是一家有理想的公司,我們是一家有理想的公司”。
距離CES 2018演講,兩年過去了,華為的產品沒有留在美國,但是宣傳片所傳遞的價值觀,卻必然留在了一些人的記憶里。美國科技媒體The Verge 也將“the best speech of CES”寫到了對這次演講報道的標題里。
距離華為成立三十多年了,一切還像余承東工作早期那樣,鼓舞他的公司創始理想未曾變化。初心未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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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象一下,你有一個非常聰明的朋友,他知道很多知識,但每當需要使用計算器、搜索引擎或查詢最新天氣時,卻變得像個笨手笨腳的孩子。這正是當前大語言模型(簡稱LLMs,如ChatGPT這類AI系統)面臨的尷尬處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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